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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軍：中國民企現狀--脆弱性與復雜性并存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中國的民營企業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已經占據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從經濟規模上看，約占我國GDP總產出的65-70%，從就業規模上看，目前民營企業吸納的勞動人口約占我國城鎮總勞動力的65%。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已經使我們懷疑：今后的中國，國有經濟是否還能成為主體？譬如最近就要動工興建的寧波至上海跨海大橋，70%以上的資金來自民營資本，幾乎是私人資本投資所建。
隨著經濟規模的增大，私營經濟對社會的貢獻也日益增大。2002年，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共創產值大約2.5萬億元，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約4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約2萬多億元，吸納城鎮社會就業約1億人。北京市在2000年非公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已經達到337萬人，已占全市從業人員總數的54%。估計到今天，北京市的非公經濟從業人員比例已占全市從業人員總數的60%以上。
總起來看，自2000年以來，在中央政府連續發出有利于私營發展的指示后，中國的私營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中國的私有化進程有了較大的突破和進展，中國經濟增添了更多的活力，從而使中國經濟在整體上擺脫了自東亞金融危機后帶來的不利影響，經濟發展出現了強勁的勢頭，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10%，這種狀況都與私營經濟的活躍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注民營企業發展的脆弱性
  但在這一大背景之下，也不斷傳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譬如本人最近聽到的一些事情，河北省徐水縣一家最大的民營企業遭到查封，民營企業主孫大午等人被公安部門抓走，企業保險箱里的幾百萬元現金被撬走。這家企業擁有1500 名員工，資產規模在全國民營企業里也排上號，但就是這樣一家對當地經濟甚有影響的民營企業，在一夜之間就被搞得支離破碎。
據說逮捕孫大午的第一個理由是這家企業進行非法融資，私自設立了20多家吸收居民存款的小銀行，第二個理由是這家企業的網站上放了幾篇有政治問題的文章，結果網站也被查封。
最近我在青島開研討會，一位來自貴州的民營企業家張潔敘述了她的企業是如何被政府收編了。這家名叫新源商貿公司的民營企業，原本是一家負債累累的國有商場，在政府的要求下，這家商場從1996年到1998年通過職工現金購股，分兩步改制成私有企業。改制完成后，當地政府還將新源公司作為小型國有商業企業改制的典型，在貴州省的改制經驗交流會上進行了介紹。當時的省長吳亦俠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七年之后，當新源公司的股東和職工們靠著自己的努力，還清了改制前商場欠下的74萬元貸款、消化了原商場積壓的42萬元商品后，貴陽市政府卻于2002年1月14日以市長辦公會議紀要的形式，決定將新源公司收編為國有控股企業，委派國有股代表進駐企業擔任新的法人代表，原法人代表張潔女士被勸說調到其他企業當黨委書記。
通過這兩起例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營企業發展的脆弱性，各種因素都可能致民營企業于死地。不管是在業務上，還是制度上，一不小心，民營企業都可能踩上地雷。由于當前我國的金融業對內不開放，任何打破壟斷的行為都是犯法，這是民營企業在經營方面遇到的阻力。在制度上和思想觀念上，說白了那就是在政治上，中國的民營企業和私營經濟仍然是相當脆弱的，為什么？這與大的社會背景有關，一是“紅眼病”根深蒂固，一是有些民營企業的發展存在著不正當性，因此引起社會的反感。這就非常不利于私有財產的保護和私營經濟的發展。
  我國非公經濟發展的復雜性
中國民營企業的出現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3方面，一是改制時沾了國有資產的光，以較小的代價購買了較多的國有資產，改制之后，一直授人以柄，這種改制是一種不公平的改制，當然我這里說的不是貴州的新源公司，而是其他一些民營企業。
2000 年 1 月 29 日，長沙市市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長沙市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實施細則》，在這幾份文件的催動下，新一輪國企改革在長沙轟然啟動。四五月間，湖南湘江涂料集團有限公司、長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誼阿波羅股份有限公司相繼宣告成立，它們從原來的國有獨資，置換成國有資本不控股或僅僅相對控股：國有股依次僅占6%、21%、32%。
  據認為，此次轉制最驚人的突破在于它確立的產權“界定”原則。按 1999 年期末會計報表，這三家企業剔除土地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后的賬面凈資產均超過 1 億元，如果全部界定為國有資產，置換的難度可想而知。然而按上述兩個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產權”原則的指導下，湘江涂料的國有資產比例便由 100% 變為 20.53% 。再經過剔除不良資產，擠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進入改制的優良資產為 7000 多萬元，其中國有資產為 1500 多萬元。對剩下的這些國有資產，再按國有產權一次性買斷可實行50% 的優惠的規定，由湘江涂料用 500 萬元買斷其中的1000 萬，只剩下 500 萬進入改制后企業資本賬內。新公司總股本 6000 萬元，其中國有股只占 8% 左右；社團法人股占 7% ，社會法人股占 3%，職工個人股占 80%。緊接著便是把被“界定”的企業資產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
發展到2001年后，國有企業的轉制只剩下了MBO一種形式，也就是管理層收購，根本沒有普通職工的份。在我下去走訪的一些企業中，這些早年的擁有幾千人的國有大企業，現在都變成了廠長經理們的。這就是我國私有化的特點：賣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與行政劃撥界定式私有化。在我國的體制下，無論“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一旦要搞，就是鐵腕推進，很少顧忌。其結果，那就是中國的私有化動作令東歐國家還瞠目結舌。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最近上海爆發出來的周正毅事件，這家民營企業通過擠壓拆遷，聚斂財富。為富不仁，也引起上海民眾的反感。因此，中國民營企業和私營經濟的政治現狀不容樂觀。不解決這些問題，私營經濟難以在中國獲得更大的發展，私有財產的保護在憲法中也難以通過。